中国师道之不明，由来久矣。自庠术序之制废，而父兄之欲子弟勤学者，必延师以课之。无论为师者之学术未必能超出等伦，即温故知新，学有心得，而子弟既以猎取科名为务，其师即不得不课以五言八股，以期合於有司之规矩准绳，其能兼习律赋古近体诗者，即号称淹雅宏通。至于品行之端方，腹笥之宏府，延师者，既未尝以是期望，师亦无以副延师者之所求。古称师道尊严，而末世竟同于江河之日下，爱何望人才辈出，为国家之柱石栋梁乎?[15]

因此，许多洋务学堂被迫聘请大量洋教习。据统计，洋务学堂共聘任了196名洋教习，其中京师同文馆就达51人。[16]这些洋教习良莠不齐，有些“教习之才”“远出丁、傅下”，④“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教学也不尽人意，“其用华人者，则皆向者诸馆之学生，学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适于用者也”。[17]P107革新教师教育，培养本国新式师资的紧迫性开始显现出来。

（二）清末新式教育的勃兴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为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所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压力之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实现救亡图存。

1896年5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称：“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8]P141-142同年9月，梁启超在《学校通议》中说：“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19]P19

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道：“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也”。他请求下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20]P150主张建立起从初等到高等、体系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期间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改书院办学校，罢武科设兵校，新式教育一时风生水起。7月10日，上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21]P121从小学至大学的学制体系渐具雏形。

1901年1月，国家处于内外交困形势之下，清廷被迫颁布改革诏谕，宣布实行“新政”，在教育上提出“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6月，张之洞、刘坤一提出：“拟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十二岁以上入小学校”，“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十八岁高等小学校毕业取附生者，入中学校习普通学”；“省城应设高等学校一区……非由中学校普通学毕业者不能入”[22]P443-444，实际这是戊戌时期建立从初等到高等完备学制体系的重申。9月和11月，清廷连颁“人才为政事之本”和“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上谕，明令“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3]P448

1902年，张百熙向清廷呈《学堂章程折》，即“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制定的全国性学制体系。该章程分为初等（设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3级）、中等（设中学堂1级）和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3级）3段。章程规定师范学堂为中等教育，与中学堂平行，师范馆为高等教育，与高等学堂平行。该章程未及实施即被废止。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修订了《钦定学堂章程》，进呈《重订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章程学制同样分3段7级，3段仍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7级略有调整，分别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章程同时也设置初级和优级两级师范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