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官吏列为普及教育之首 

    清政府在兴学诏中规定各地方官应督同本地士绅发展教育，士民是待教育的人，官吏则为负责教育、承担教育职责之人。由于府、直隶州所设中学堂和州县所设高等小学堂皆为官办，均受官吏检查，且府厅州县的官吏直接与士民接触，因而，官吏对教育能否普及起着重要作用。孙诒让认为只有“司教育之人”懂得教育原理，方可教育人。

从普及教育的难易而言，孙诒让认为，我国人口有4万万，统计全国已受教育之人不过百万。即使把普及教育的范围缩少到总人口的1 / 4，非二十年不能望其项背。而全国各地的重要官吏仅二千人，他们全都未接受过新式教育。 他认为如果在这两千多的重要官吏中都还不能实现普及教育，就想要去将其推广到四亿人口中，这是不符合时势的，是考虑不严谨的。因此，基于官绅对普及教育的推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实施普及教育的可能性这两点考虑出发，孙诒让认为普及教育必须从官吏入手。

从中西方对比而言，孙诒让通过阅览大量介绍西方政治、教育的书报，认识到西方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国力强盛，其原因之一是西方国家的官吏不但接受过普及教育，而且大都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反观中国，在长期的科举制度下，百姓接受教育都是为了考取功名，追求利禄，导致民智晦盲，人才匮乏，弊端丛生。好不容易要创办新式教育，官吏对新式教育又一无所知，毫不了解，墨守成规，不愿创新，阻碍其推行。据此，孙先生认为，如果循此不改，以不通教育的宫吏去统治未受过教育的绅民，则会导致“群盲相遇”，愈发阻碍教育的普及。因此，这更坚定了孙诒让将官吏列为普及教育之首的决心。

如何对官吏有效地普及教育呢？孙诒让提出把官职与受教育程度挂钩。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不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人不能成为知府；不是各省中学堂毕业的人不能做州县。十年之内，由于京师大学堂及省中学堂的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宜采取变通的办法。先由各省设吏治简易学堂，讲授政法、经济、教育三科，招收本省候补官吏入学肄业，学制2年，学满各科后由提学使和吏治学堂堂长负责考核。及格者方准赴任，不及格者准其补读1年，补读再不合格者，则取消候补吏的资格。对于现任的官吏，孙诒让认为势必不能停职入校读书，但必须要求他们聘请精通教育的僚友，讲授教育原理，代理学务。这样方可继续任职，否则予以罢免。论文网

    孙诒让认为，只有采取以上措施，首先对官吏实施普及教育，“上有森严之学律，下有赞助之通人。则擂污指导，或不至为学务之蔀障。而后士民之普及教育乃可渐图矣”。 孙诒让主张先筹官绅之普及教育在当时当然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孙诒让所提出的将官职与教育程度挂钩这一举措，与现在强调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问题有相似之处，其先见性可见一斑，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阐述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2。将女子纳入普及教育范畴

在普及教育对象的范畴上，孙诒让还主张将女子纳入普及教育的范围。孙诒让认为普及教育应不分贫贱，更不分男女。女子作为国民一分子，当然也应接受普通教育。他在《学务评议》一书中写道“教育普及，兼重女学。盖女人亦应有普通知识。。。。 。。。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不能普及亦其一端。” 他认为向女子施教是普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子不能接受教育，那么教育也无法真正普及。同时，女子接受教育也能够帮助女子自立，只有接受了普通教育，才能破除迷信，帮助其营生，使其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当时各省女学已多有开办，但是女教员极度缺乏，且女子教育不完善，大多数人还处于观望中。针对这一情况，孙诒让先生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他主张设立女博士、女学士等学位，吸引有相当于高等小学、中学毕业程度或有文学、国文、算学、西文等专长的女子来任教；另一方面，他提议给予女校毕业生一定的奖励，从而吸引女子入学，扩大教育对象，实现教育的普及。在实施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孙诒让力图打开禁锢妇女思想的枷锁，赋予妇女受教育权。1903年他与萧侃共同创办了浙南第一所女子学堂，将女子纳入普及教育对象变为现实。此后，在他的带领下，浙南的女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