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作特点

（一） 新潮的选题视角论文网

很多导演践行了走底层的拍摄方式，纪录片的创作需要创作者有较高的审美素质和对现实生活的仔细观察。《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的就是一群“小人物”的工作生活。作为目前唯一拍摄故宫国宝级文物修复的纪录片，萧寒导演用新颖的视角带观众走进古老的故宫，揭秘了顶级文物的“复活”技术。故宫西北角的几排房子，这里以前是冷宫，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场所，在这里办公的文物修复师们就是此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他们都是文物修复界的专家，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当做普通的手艺人。和相同题材的纪录片不同，《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采用恢弘的叙事风格，写的最多的是修复师门的日常生活和故宫的一些风貌。国宝级的修复师给我们平常人的感觉，虽然他们手中的宫廷文物价值连城，但他们闲暇同样会弹弹吉他，吹吹小曲，甚至骑着自行车在太和殿前的广场遛弯。片中有一细节讲的是修复师子承父业，但是导演想表达的却是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和这种奉献精神的传承。导演萧寒将深度拿捏的很好，《我在故宫修文物》镜头中没有权威，没有说教，有的只是对人的尊重、对手艺本身的敬畏以及积极阳光、不乏新潮的活泼气质，使得影片的代入感极强，这是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因素。［2］

  （二）小人物化的制作主体

这部纪录片将一群国宝级的文物修复者塑造成平凡的技术劳动者，他们淡泊名利、兢兢业业。古往今来，人们只会对大师们呈现出来的作品赞不绝口，而忽略了背后的能人巧匠们。《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恰好把文物背后默默付出的匠人们拉进了大众的视野。修复师与文物的相处渗透着“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的中国格物精神。而且，不仅是王津师傅这样的老一辈修复师对这份工作有着追求和敬仰，有些刚刚在著名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也放弃繁华的大千世界，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份“磨人”的工作。此部纪录片不同于“舌尖体”，它有着与众不同的中国味道。无论是人物同期声的采用，还是解说词的使用，都结合了白描与叙事，将人物刻画的生动活泼，制作团队花了四个月和文物修复师们“黏”在一起，为的是捕捉他们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性格。正是这些真实的人物状态，满足了年轻观众对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和他们的工作的好奇心理。

（三）情感化的叙事风格文献综述

一部纪录片的好坏不能由制作成本和叙事风格决定。在叙事上应弱化纪录片中的主观预设，避免单向、失衡的特征。［3］《我在故宫修文物》情感化的叙事风格是它的一大特点，这大大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冷冶夫将记录片的故事化称之为“是影视剧在纪录片这个特定领域内的靠拢、借鉴、互补和融合”。［4］整部纪录片呈现的闲适的气质与工业化城市带来的浮躁情绪截然相反。国宝级的修复专家们在片中表现出的淡然娴静令人向往。片中古钟表修复专家王津说：“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必须安静，再安静”。这些叙事性的语言凸显出了纪录片的主体。《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萧寒说修复国宝级文物的工作很日常化，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庄严肃穆。片中的修复师们也各有性格，有的内敛，有的活泼。这群人的日常工作展现了森严的故宫的另一面。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二大特点是解说配音“n、l”不分，有人批评这是制作方不严谨的地方。但是导演萧寒解释说，这并不是配音的失误，而是特意安排的，萧寒认为，虽然此部纪录片描述的是森严的故宫，但是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不应该被已有的那些纪录片束缚。片中的人物说话方式也很轻松，修复师们会尽量把晦涩的专业术语转换成口语式的表达，这样观众观看的时候就轻松易懂。导演萧寒说：“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相处，就是为了捕捉最自然的状态”。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我们也是用着手机、电脑的现代人。［5］语言的现代化，生活化，更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最重要的是，放松的解说语言更能体现修复师们的风趣、幽默，也加深了纪录片的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