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微观层面上的片面真实

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如果新闻报道只报道了其中某一方面，那么即使其新闻要素是真实的，那也只是片面真实，这样的新闻未能反映事实的全貌，也就造成了新闻失实。其原因之一是观点先行或意愿先行，即记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选择事实，运用事实，所选取的事实只是为某一确定的思想或主旨服务的。“灾难出成就，事故出英雄”的怪圈就是很好的例证。灾难发生后，新闻多概括性的报道灾难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等要素，着重报道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救灾，救灾人员勇往直前，而遇难者的困苦则被蒸发掉，预防措施的缺乏，平时工作的懈怠则毫无涉及，灾难报道变成歌功颂德的赞歌。2013年6月3日，红网刊发《邵东县司马冲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一文，对于事故时间、地点、结果及原因调查一笔带过，却重点介绍了湖南政府的“作为”，报道处理的差距可谓天上地下。不是新闻从业者没有发现其中的偏颇，只是在这种社会体制下，这种文化模式下，媒体只需迎合政府，迎合受众的情感需要进行煽情报道，这样所有人都满意。但显然这种筛选报道法看似为政府考虑，却只是饮鸩止渴，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那些本应受罚政府人员却受群众感激膜拜，这容易使其产生懈怠、侥幸心理，从而弱化其服务水平和责任意识，造成“平时不作为，临时抱佛脚”的行为模式。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反面人物报道具有社会警示作用，合理归因，引出反思，推动问题解决，媒体的责任重大。弱势群体犯罪报道经历了由“脸谱化”报道到理性分析报道的过程，但是此类报道需警惕叙事伦理底线。在《南方人物周刊》特稿《南平——杀童事件》中，作者刘珏欣将罪犯郑民生的故事置于当代城市转轨的大时代背景下，描绘了他底层生活的无奈。一方面，这是对以往“脸谱化”报道的颠覆，角度新颖，颇有深度，但另一方面也给受众带来一种困扰——弱者犯罪值得同情吗？这篇报道中缺乏被郑民生刺死（刺伤）的小学生及家人的视角，因此也属片面失实，必然会影响受众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反面人物报道中暴力犯罪要慎用故事性手法，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对人性的好奇心（纪实而不是猎奇）不能取代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绝对不可以因为同情报道对象而淡化其罪行，使受众产生道德困惑，这应该是叙事伦理的底线。[5]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存在“碎片化”倾向也是原因之一。“碎片化”即传播内容缺乏整体性，信息很多，但不全面。报道的事件从起始至结束往往延续很长时间，如果不持续关注，报道即停留在零散、片面的程度，不利于受众对事件的认识。一方面，新闻时效性的要求媒体不断更新，客观上导致了“碎片化”新闻；另一方面，媒体不断求新，不能善始善终，未对事件整体作完整报道，主观上造成了新闻“碎片化”。“2010年底，《南都周刊》在年末特刊上关注了这一现象，编者按语中将这些“待续的新闻”消失的原因归结为公共权力的干涉、注意力转移、信息源关闭三方面。”[6]媒体不断追逐新话题，对事件蜻蜓点水式的报道导致受众对事件缺乏整体认识，从而造成认识肤浅化，这也是新闻失实的恶果之一。

（2）宏观层面上的片面真实

宏观层面上的片面真实实质上是拟态环境的失实，拟态环境是新闻媒体根据现实环境营造的近似环境，而这种环境不仅涉及每则报道事实的真实性，还涉及呈现出的整体环境的真实。新闻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即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中国新闻的附属性质使其如“带着镣铐跳舞”，政府通过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对新闻进行管制，其产物就是“面”的失实，新闻联播“三段论”即“前十分钟领导很忙，中间十分钟百姓过得很好，最后十分钟外国人民水深火热”就是例证之一。国内新闻选取正面事实，显示中国民主进程不断推进，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国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外新闻则选取负面报道，灾难来袭或恐怖再现。这样的新闻报道虽然报道的每条新闻都是真实的，但却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环境失实，易造成受众产生错误认识，一定程度上是愚民政策的延续，侵犯了受众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