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人们发现在空穴中衬以金属药型罩可以进一步提高聚能装药的侵彻能力,根据Eichelberger[7]在1954年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发现应该归功于Wood[8]，1936年，他利用具有空穴的雷管进行实验时发现，在雷管端空穴处衬有金属铜罩时，爆炸后金属铜罩会形成小弹丸高速抛射出去，且能运行很长距离仍呈凝聚形式,而这种小弹丸就类似于大锥角型聚能装药所形成的EFP[9]。

1936-1950年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药型罩的成型装药得到了惊人的发展。1941年，舒曼报道了关于炸高距离效应、炸药透镜、波形形成以及半球形药型罩的研究[10-11]，他认为半球形药型罩是一种有效的成型装药药型罩几何形状。

1947年，西蒙报道了在德国关于X光射线照相研究包括锥形和半球形药型罩的压垮过程[12]，还研究了各种其它几何形状的药型罩以及各种成型装药在不同锥角、壁厚、变壁厚药型罩效应及炸高距离效应，得出结论：对于成型装药，B炸药是最佳炸药；根据西蒙研究的药型罩材料，钢、烧结铁、紫铜、铝和锌，紫铜是最好的药型罩材料。

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速摄影技术和X光照相技术的发展大大完善了成型装药的实验方法。引爆方式的改变和波形形成方法也使战斗部设计得到了改进。此外，由于大规模流体编码发展很快，借助流体编码，人们能比较准确地模拟成型装药药型罩的压垮过程，从而比较准确地模拟炸药与金属之间相互作用过程。

1954年，Schardin发表了一些聚能装药的技术数据。Misznay和Schardin提出了著名的Misznay-Schardin装药技术[13]，他们使用的是等壁厚、等曲率的药型罩，形成的EFP速度梯度较大，只能飞出1-2m，在大炸高下的性能并不好。

1965年，Held使用变壁厚的大锥角药型罩，所形成的EFP都能飞行较远距离而不断裂，提高了EFP的炸高，改进了EFP的性能[4]。这一阶段为EFP的初期研究阶段，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格尼公式和泰勒公式。德国柏林-革托弹道研究所首先应用脉冲X射线照相技术对EFP的成型过程进行研究并成功拍摄了药型罩变形过程的X光照片[14]。

1973年，Karpp运用二文拉氏编码成功的模拟了弹道圆盘在炸药驱动下的变形过程，这一事件的意义是巨大的，设计人员可以在计算机上对设计方案进行仿真实验，大大缩短了EFP战斗部的研发周期和开发经费[15]。

1975年，Hermann，Randers和Berus应用流体动力编码分析并实现双曲线型药型罩形成致密的球体弹丸[16]。

1980年，人们研制出了围裙式EFP。

1982-1990年，为了提高EFP性能，Carleone和Johnson等人设计出了杆状EFP。1988年，Bender和Singer等人设计出了带尾翼的杆状EFP。这一阶段为EFP的发展阶段，研究人员通过改变药型罩的几何形状设计出不同形状的EFP,以满足不同使用环境的要求。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高精度数控制造技术的发展，EFP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98年，Berner和Rondot等人经过对EFP气动性能及终点弹道的分析，指出尖拱头部、较大长径比、双裙体等EFP弹体形状具有良好的气动性能及终点弹道效应[17-18]。

1999年，Berner对尾翼褶皱EFP飞行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尾翼直径给定的前提下，增加褶皱数目可以减少拖拽阻力，但会降低飞行稳定性。另外，Berner还对星形尾翼式和裙式EFP的典型实物模型进行了大量气动分析工作，对比结果发现，在超高音速下，EFP气动阻力与前体和后体的形状都有关，但前体形状占有绝对作用，后体的影响较小，数据表明，后体阻力只占全弹阻力的5%[19]。

2001年，William用数值模拟和试验方法相结合，验证了一种可以使EFP飞行速度更稳定的技术途径，通过特殊装药和药型罩设计得到一个尾翼褶皱与弹丸轴线有一定倾斜角度的EFP，这种EFP在飞行过程中产生旋转，提高了飞行稳定性和远距离打击目标的精确性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