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徐州灾情的研究

对于明代时期徐州地区灾况的研究，学术界至今也还未作过系统的整体探讨。仅在讨论黄淮海平原、淮河流域和江苏省的水旱等自然灾害时，涉及徐州灾况。

讨论与徐州地区有关联的邻近区域如黄淮海、淮河流域的灾况时涉及徐州的成果有：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该论著在论述明清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旱涝灾害和蝗灾之时，涉及了徐州地区的水旱灾和蝗灾灾情分析。其他的还有徐近之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在讨论淮河流域自然灾害时部分地涉及了该地区。

其二，讨论江苏省灾况时涉及徐州地区的王永作的《江苏近两千年水灾史概与分析》（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分析了从东汉到近年江苏的洪涝灾害，在分析明代的水灾专题之中，部分地提到了徐州地区水灾的情况。

3。关于徐州灾害成因的研究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徐州灾害发生？部分学者在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淮河流域、江苏等区域的灾害原因时，部分地提到了徐州地区。白眉初《少山多水之江苏利害谈》（史地学报，1922年，第2期）认为江苏境内长江成为患，主要是因为长江水道淤沙严重，致使河道日浅日隘，淮河为害则是因为万流归淮后没有畅通的注海之路所致。陈定斋的《论黄河夺淮之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认为黄河夺淮使得淮河从好河变害河。黄河夺淮造成的灾害，不仅危及下游，而且也危机到中上游甚至周围地区。吴沛忠著的《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及其防治的历史经验》（北京测绘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造成淮河流域洪涝灾害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黄河夺淮，除此之外还有气候、地理等原因。张红安的《明清以来苏北水患与水利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则认为导致苏北严重水患的原因是黄河下游决溢频繁。黄河夺淮破坏了苏北原来的水系面貌，使得淮河由“好河”演变为了“害河”。胡梦飞、杨绪敏的《论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及其灾后的应对》（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认为徐州水灾发生的社会原因是统治者贯彻“治黄保运”政策，治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不能全盘考虑，协调统一；再加上吏治腐败，治河官员贪污治河银两，地主私人兴修水利工程对沿河堤防的破坏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加重了明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的严重程度，人为因素无疑也是黄河水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4。关于徐州地区灾害影响的研究

灾害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学者在从人口变动、耕作制度变化、耕地缺失、灾后物价的上扬、民生艰难、社会不稳因素增加等方面对苏北地区灾害造成的危害进行探讨时，部分地涉及了徐州地区。王振忠的《近五百年来自然灾害与苏北社会》（江苏水利，1993年，第5期）考察了近五百年来自然灾害对苏北社会产生的影响。池源、汪汉忠的《黄河夺淮与苏北耕作制度的逆变》（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3期）写道黄河夺淮致使苏北地区耕作制度以稻作为主转变为以旱谷为主，而这一逆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粮食产量低下和复种指数降低。此外，地理环境以及耕作制度逆变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即灾害频发所导致的“得不偿本”，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勤奋耕耘”、“精耕细作”的信心，也使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衰退。汪汉忠的《从水旱灾害对苏北区域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看水利的作用》（江苏水利，2003年，第3期）进一步写道，水旱灾害使苏北地区人们的“拼命”和“宿命”自理强化。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使人们背井离乡，转而为盗，是为“拼命”心理在作怪。而水旱灾害所致耕作制度的逆转又使人们丧失了进取心，其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宿命思想进一步强化。钱程、韩宝平的《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认为黄河水灾导致区域农业环境恶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流徙，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而且威胁运河河道通畅，破坏我国南北经济联系，还引起社会混乱，造成社会动荡。灾害致使人们的生存心理和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原本勤劳积极的徐州人民，开始变得小成即满，小富即安，不愿意进行进一步的积累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