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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利益兼顾的措施。改革开放之初，分配领域既存在压抑个人利益、工资长期过低的问题，也存在个别企业滥发奖金、“分光吃净”的现象。为此，国家从1977年开始，用3年时间几乎给每个职工都涨了一级工资；同时坚决遏制滥发奖金之风。在整个1980年先后3次重申要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防止滥发奖金现象的重演。为此，现行宪法第14条第3款规定要兼顾三组关系：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和个人、生产与生活。指出，“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这一论断写入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至此，为了提高效率，应当采取物质鼓励、管理改革和利益兼顾的措施，成为了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题中之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标准答案：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
二、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改革的适配
进入19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渐次入宪，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第15条，赋予按劳分配的“劳”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新含义；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写入宪法，使按劳分配在这两个制度下获得了新地位。在与经济制度环境的适配过程中，宪法按劳分配的当代意涵获得了重大发展。
（一）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改革的适配
现行宪法出台不久，为落实以产出衡量劳动和确定工资的宪法构想，国家全面启动工资改革。根据国务院的通知，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此项改革也因之称为“工效挂钩”。所谓“挂钩”既包括企业的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又包括每个职工的工资与其贡献挂钩。截至1990年底，35%的全国国营企业、55%的国企职工都实施了此项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是挂钩指标难以确定。国家要求“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标，作为挂钩指标”，而经济效益往往体现在诸多方面，很难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仅从文件上看，可以挂钩的指标就包括“上缴税利”“最终产品的销量”“周转量或运距运量”“销售额或营业额”“减亏幅度”等多种，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指标挂钩，文件则没有说明。二是改革无法拓展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这些机构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经济效益更难衡量，缺乏可挂钩的指标。总之，虽然“工效挂钩”改革将工资与劳动产出挂钩，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改变由国家来衡量劳动产出的机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标准答案：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
解决上述困难的出路在于，让市场代替计划作为劳动产出的度量机制。1993年修宪时，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写入第15条第1款，标志着新度量机制的建立。市场衡量劳动产出的标准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是产出的对价，产出越多、越好的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的吸引力越大，议价能力就越强，其劳动力的价格就越高。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多劳多得，发挥按劳分配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实现提升效率的宪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