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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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原则，《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曾作出规定：“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就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进一步明确，判断是否明知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判断是否明知应当以客观实际情况为依据。二是用做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有已经确凿的证据证明。三是依照上述规定认定的明知，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应该说，上述判断规则对于判断行为人对新型毒品的明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应结合新型毒品犯罪的特殊之处加以判断。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有( )标准答案：C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实践中，可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判断规则，参考以下角度判断行为人是否对新型毒品具有明知：第一，行为人是否知悉新型毒品的制造技术、主要效果。在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中，行为人明知γ-丁内酯产生γ-羟丁酸成分的闪点温度为98℃，仍然要求生产液体饮料的企业将杀菌温度降至98℃，显然对于生产γ-羟丁酸具有故意。第二，行为人的交易价格是否合理。有些新型毒品在外观上具有隐蔽性，应审查行为人是否以不合理的高价进行贩卖。如在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中，其所销售的含γ-羟丁酸的液体饮料价格明显高于正常液体饮料；在胡某辉贩卖毒品案中，虽然合成大麻素成分“上头电子烟”与一般的电子烟外观近似，但是其单只售价是普通电子烟的3倍以上，明显不合理。第三，行为人的交易方式是否正常。应审查行为人是否通过正常渠道进行贩卖，以判断其内心状态。例如，在胡某辉贩卖毒品案中，其系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渠道进行购买、配送，销售方式具有隐蔽性；在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中，虽然行为人采用代销方式，但是仅向娱乐场所销售，未向社会公开进行销售。第四，行为人的其他不当行为。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行为人的一些其他不当行为也能反映出其对新型毒品的认知状态。例如，在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中，行为人故意向关联企业隐瞒了使用γ-丁内酯这一事实，说明其对行为的非法性具有认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有( )标准答案：C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此外，关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主观明知也是司法实践中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该类药品具有双重属性，因此在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判断上需更为慎重。以下两种情形可考虑认为行为人系将该类药品作为毒品加以贩卖：

第一，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这一情形已在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中规定，《武汉会议纪要》中也予体现。

第二，行为人对购买对象和目的未履行必要审查义务，向不特定人员贩卖上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武汉会议纪要》未明确提及这一问题，《武汉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对此作出特别说明：“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向不特定对象贩卖麻精药品，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进行贩卖的，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一般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司法实践反映有些行为人根据经验、能力可以发现他人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不符合医疗使用的情形，但是并没有履行与其职业、身份相符的审查义务，导致这些麻醉药品脱管、滥用。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对其通过贩卖毒品罪予以打击。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其道理，但是应合理划定义务边界。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要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不得随意销售，其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得零售，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因此，就这一问题可考虑要求行为人履行必要审查义务，一方面行为人需要对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目的、范围、数量等方面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审查应在必要限度内进行，防止为其设置过高的义务要求。